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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1993年9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决定贯彻实施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15条和《立法法》第20条、第33条均规定，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向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提出的法律草案，其他专门委员会向法律委员会提出意见。

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接收移送。从协助常委会履职的角度来说，法工委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研究，并向常委会或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报告或者建议，但法工委不宜直接进行审查乃至作出具有外部效力的审查结论。该条授予专门委员会提出意见的权力、要求说明的权力和提出撤销议案或者建议的权力。由此，可以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形成以下一般性认识。三是其他有权机关向常委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要求或者议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进行统一审议，并将审议结果报告常委会。

就设立宪法委员会而言，至少存在五种备选方式：一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关。如果工作机构只是必要时才送交专门委员会审查，那么何谓必要？何时送交？这些实质标准与程序规则必须明确。不仅如此，《工作办法》第三节设定的合宪性、合政治性、合法性与适当性四个审查标准，都对地方性法规提出了遵从国家法制统一、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持社会整体价值观稳定的要求。

最后，认为放水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相应立法历经三次修正，始终与国家规定不一致。[19]审查基准作为法律术语一词最初源于日本宪法学者在讨论相应问题的翻译，后这一概念传入了我国台湾地区，也使审查基准这种法学概念逐渐为我国学界所接受和沿用，但至今这一概念未见于我国法律规范。此类审查所涉事务包括农业生产、城市卫生等领域，仅从事务属性来看，很难进行归类处理。（一）基于人大权力结构的审查基准 审查基准的表现形式是以一套逻辑描述不同审查强度分层的归入方法。

对一项立法活动展开审查判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判断其创制出的文本本身是否合乎规范融贯要求。[4]参见朱宁宁：《将备案审查由重器打造成利器》，载《法制日报》2019年12月17日，第5版。

[6]应当指出，这些审查标准在数目和内涵上较之以往有所扩充，既为地方性法规的审查工作提供了种类丰富的判断尺度，也有利于审查工作推动宪法全面实施、适应改革发展大局，值得充分肯定。寻找并判断立法所涉事项或基本权利的类型，方可进一步确定审查活动所应选取的基准分层，以衡量审查机关的介入程度与审查强度。当前在审查实践中不断彰显的立法监督权能，正伴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呈现从弱至强的蜕变，同时，一个国家机关的权力范围是以功能所确定的权力核心领域向外延伸的。事实上，近年来已逐渐披露的一些审查案例表明，我国地方立法审查活动在中央与地方、审查机关与被审查机关两对独特的权力关系基础上，已形成根据不同合目的性要求开展区分审查的类型化实践，这正是审查基准的实际样态。

其二，相应制度设计揭示了审查机关与被审查机关的关系。从制度起源、各国通例以及我国立法机关的实践活动来看，审查基准应是审查机关基于与其他机关之权力关系、对立法的合目的性进行类型化考察并选择介入程度的行动方案。相应审查案例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护条例》较低的保护水平导致该区域环境问题凸显，与当前全国范围内和全党上下重视生态保护的大政方针相违背。[20]Gonzales v. Raich, 545 U. S.1（2005）. [21]参见陈鹏：《合宪性审查中的立法事实认定》，载《法学家》2016年第6期。

另一方面，审查基准的基础还包括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权力关系，即出于对横向层面权力分立的考量。在实践中的地方性法规审查展开了考察立法宗旨之价值目的审查。

[37]《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对从事家畜产品规模化销售设定了行政许可，对未按规定处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的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对从事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贮存、运输服务的经营者未按规定备案的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6]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导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00页。

例如2019年针对《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的审查，对于法规增设我国《食品安全法》未有之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的情况，审查机关认为其符合党和国家有关精神……应当允许探索。[31]《关于潘洪斌对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提出的审查建议的复函》（法工备函[2016]6号）。因此，从审查基准较为成熟的域外经验至少可推出一个初步结论：审查基准应该是一套可供审查机关选择适用的量化标准或尺度，而非具体情形或审查原则等不相干内容。无论是最高立法机关的官方表述，还是学术界的理论探讨，都未能精准阐发其制度内涵，使审查基准的规范设计与性质研究脱离了制度实践之需求。综合来看，上述我国地方性法规审查分层的逻辑，可以归纳为一种接近原则或关联性原则，即对地方性法规审查，中央立法机关倾向于干预与更接近自身（关联性较强）的事务。在确定了制定机关立法目的与审查机关目的要求后，审查机关将对两者的符合程度进行评判，以确定相应立法是否逾矩，并分析其立法目的之偏离程度。

因此，合目的性中包含基于法律体系融贯性的前提限制这就意味着，与宪法能发生直接的根据性关系，才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第一层次。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等。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公布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实行风险管理。

体系层面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是指环境法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要合乎宪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规范体系。11 其二，未来制定环境法典的需要。

12 详见付子堂、张震：《新时代完善我国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的新思考》，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4期，第2-3页。首先，宪法与环境法规范的交互影响分成三个步骤。第六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其一，生态和环境直接并列出现在同一条文同一规定中。

只有在环境保护这个语词中，才有我们讲的环保的意含。如以两本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环境法原理》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为例，两书均指出，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并且是必须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人类环境简称为环境。

所谓污染防治法，是指针对各类型污染防治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宪法指导思想的具体化凝练和规范化表达，通常也是国家的重大法治原则，宪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其他宪法规范共同构成指导宪法制定、修改和实施的制度框架和规范体系。

当然，宪法与环境法体系的交互影响并非静态的，而表现为一个相互动态调适的过程。9 参见吕忠梅：《十四五时期适时启动环境法典编纂工作》，载《光明日报》2020年11月5日第11版。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等主要属于资源管理法。法学理论上普遍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关系秩序中，宪法是最高的上位法。将分散在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职责调整到一个部门，逐步实行城乡环境保护工作由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体制。随着2018年修宪，宪法上的环境规范体系形成及国家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生态文明制度的确立，应该充分进行诠释并升华为宪法绿色理念体系，并通过环境基本法对宪法绿色理念体系进行全面贯彻体现。

打造以宪法为直接依据，环境基本法和环境部门法梯级分明的环境法体系。所谓发展环境法，是指通过升级环境保护法为国家基本法律层面上的环境基本法或者推动环境法典的制定，解决环境法体系在国家官方法律目录中的独立门户问题，进而再改造升级环境法内部体系。

其次，在宪法与环境法规范交互影响的基础上，实现体系性融贯。2017年，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生物被认为是有生命的物质，如气衰则生物不遂。23我国现行宪法中的环境也一定是以人为基础的。